1947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了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前称石门）。作为“开国第一城”，解放初期的石家庄市委按照中央工委“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的指示要求，围绕城市如何管理、政权组织形式如何搭建、人民政府如何运作、基层民主如何建设等，对党在城市政权建设中的机构编制工作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搭建了城市人民政权雏形。石家庄解放初期（1947年11月—1949年10月）对机构编制工作的探索实践，对于做好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助推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

一、石家庄解放初期在城市政权建设中机构编制工作的历史回顾

石家庄解放后，在中央工委和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立即着手加强城市政权建设，设置机构并明确其职能，建立政府机关运行机制，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完善区街政权，全面有序开展城市政权建设中的机构编制工作。

（一）构建加强城市建设的政权体系，确立党的城市执政途径。

1947年11月6日，在石家庄解放战役打响前，晋察冀中央局在阜平按照区党委建制任命了市委主要成员，并确定石家庄市为晋察冀边区直辖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直属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领导。石家庄解放后，市委、市政府根据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稳定社会秩序等形势任务需要，立即进行了机构组建工作。一是对城市进行了更名。1947年12月26日，市政府发布通知，宣布“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通过更名的方式，逐步清除敌伪统治的影响，在事实与形式上结束了“石门”旧历史，重启石家庄新篇章，增进了群众对市委、市政府认同。二是建立了党政合一的区委、区政府。为加强城市管理，建立新的城市管理秩序，尽快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市委、市政府对旧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破除了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旧体制。1947年12月26日，市政府发出通告，决定市辖区由“6个增至8个”，其中一至四区为市区，五至八区为郊区。市内一区到四区和郊区六、七区设区长、副区长、秘书、财政助理、工商助理、民政助理、文书收发、管理员、伙夫各一名；通讯员两名。郊区的五区和八区，未设副区长。各区区长、秘书、组长级别的干部由市委直接任免，干事由区长任免。三是探索建立了街党支部和街人民政府。1948年3月1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通知（秘字第十二号，为确定街政府的编制由）》,明确了街政府的机构编制。每街设正副街长各1人，秘书，户籍兼治安1人，其他1人。四是不断完善市委市政府工作机构。石家庄解放初期，党的组织由于斗争需要处于保密状态不对外公开。市委设有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研究室及新石门日报社等工作机构,后来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了党报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市政府属于临时政府性质，政府主要成员由上级政府委任，设有秘书处、社会局、工商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公安局、人民法院等部门，后又增设了建设局、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分行、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后又根据城市政权建设需要和形势任务变化不断调整完善。到1949年8月6日，经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市政府设秘书处、民政局、教育局、财政局、税务局、工业局、商业局、建设局、卫生局、劳动局、公安局、人民法院等12个工作机构，比较完备地建立了适应当时政权建设的组织架构。特别是市、区、街三级党政机构的建立，较早形成了上下贯通、层层递进的城市治理体系，有效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认识，打通了城市政权推行政策的组织通道，更加深入的宣传了党的思想和路线方针，使党的力量直接延伸至全体市民中。

（二）组建城市政权中的群团组织，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中开门见山的指出：“据石家庄、洛阳、济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经验，我在这些城市工作中的中心弱点，是与广大群众联系不够，虽然我已掌握了政权，但还没找到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解放初期石家庄市委便着手建立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并筹备召开了工、青、妇首届代表大会。

一是经过艰巨复杂斗争建立市总工会。石家庄一解放，就立即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会组织，并在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在当时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一些敌特分子趁机混入工会组织，进行煽动破坏活动，导致这一时期的工作出现了诸多问题。1948年2月，刘少奇经过多方调研，指出了石家庄市在工会组织工作中的错误，市委作了认真检查，并解散了所有工会组织。3月，市委制定了新的入会条件，重新建立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组织。1949年3月15日，在市委领导下，石家庄市召开了首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石家庄市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石家庄市总工会正式成立。执委会设常务委员会，内设组织部、宣传部、生产部、劳保部、女工部、青工部、行业部等工作机构，并在市内4个区设工会办事处。市总工会的成立，激发了城市工人的生产热情，为促进全市的工农商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加速了石家庄解放后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

二是着眼革命后继有人的问题，成立了青年团组织。石家庄解放伊始，市委就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1948年6月10日，市委作出《中共石家庄市委关于开展青年工作的指示》，开启了建立团组织的探索。1948年8月4日，首先在市立师范学校正式举行建团(时称毛泽东青年团)仪式，新华社记者高梁和华直撰写了《石家庄建团第一声——石家庄市立师范学校毛泽东青年团正式成立了》，作为头条新闻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同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公布，引起全市广大青年的普遍关注，要求入团的人数日益增多。1949年1月，市委作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3月3日至7日，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石家庄市首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石家庄市第一届委员会，市委副书记吴立人当选为团市委书记。团市委内设组织部、宣传部、青工部、学生部和秘书室等工作机构。1949年5月，全市展开“红五月劳动竞赛”活动，全市广大青年团员响应市委的号召，积极投入到劳动竞赛活动中，发挥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广大青年树立了榜样。各级团组织成为团结、教育青年的学校，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

三是为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成立了妇女联合会。石家庄解放后，为了加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充分发挥广大妇女在革命和城市建设中的作用，1948年5月28日，市委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7月18日，成立了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1月12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关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全面系统部署了妇女工作。1949年2月16日至21日，石家庄市召开了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石家庄市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妇联会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女工部、妇婴卫生福利部、生产合作部、秘书处等工作机构。市妇女联合会成立后，根据组织条例，在市辖各区和直属单位配备了妇女干部。1949年2月至4月，市妇联动员组织3200多名妇女赶做军服44万多件，有力支援了太原解放；还成立了妇女生产合作社，组织妇女联合起来从事生产活动。广大城市妇女彻底打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由围着锅台转变为围着机器转，成为建设人民城市的重要力量。

（三）明确城市政权建设的主要任务，不断完善党政机构的职能体系。

石家庄解放初期，面对当时如何“站得住、管得好”这一最大挑战，市委、市政府从科学确定建设管理城市职能任务入手，一步步地学会管理城市，稳定城市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城市建设生产事业，使人民政权不断巩固起来。一是确定市委、市政府主要任务。1947年11月21日，市委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当前首要的工作是“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社会秩序，整顿干部并迅速派出工作组，建立各级党政组织。”但是，由于入城干部长期工作生活在农村，缺乏城市政权建设和管理经验，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方式上机械照搬农村政权建设的工作方法，加上大量敌特暗中进行破坏活动，致使石家庄解放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社会秩序混乱、工商业遭到破坏、经济生活萧条的现象。中央工委始终密切关注着石家庄的城市接管工作，1947年12月16日，时任石家庄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黄敬向市委、市政府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在城市里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算垮。”市委、市政府认真研究了中央工委的指示精神，立即采取“取消贫民会、纠察队，着手考虑建立区、街党、政机构和各行业工会组织”；“立即停止群众清算斗争；“召开工商业座谈会，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发布布告，规定除人民政府及公安局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捕人、打人”等措施，及时纠正了这一时期城市政权建设工作中的失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城市政权建设工作走上了正轨。二是明确了区、街政府的主要职能。1948年3月，市委、市政府对区政府的工作职能进行了明确：“第一，及时了解、掌握各街情况和群众思想动向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建议及方法。第二，在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布置、督导、检查、总结所属街道的工作，并有计划地组织交流经验。第三，组织并领导所属干部的学习、业务研究，考政绩、定期评定、培养提拔地方新干部。第四，办理离婚、订婚、结婚登记。第五，区无司法判处权力，但需要进行调解纠纷。第六，区无逮捕人犯，查封没收财产之权。第七，违禁法办，由区与公安局派出所执行。”在确立区政府的机构编制和工作职责时，不仅明确了区政府要干什么，也规定了不能干什么，有效填补了区级政府权力真空,使区级政权建设逐渐走向了规范有序、有章可循的轨道。在对区政府主要职能进行明确的同时，也对街政府的工作职责进行了详细规定，主要是：“组织市民生产；安排市民就业；军、干、烈属的优抚救济；社会救济；调解民事纠纷；区域卫生；调整工商情况；协助派出所维持社会治安；摊贩管理及小商贩税收之评定；征收战勤费、公粮；宣传工作。”三是规范了市政府工作机构的主要职责。1949年8月6日，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对市人民政府部门的职责进行了规范。比如，规定工业局掌管的事项有5项，即：1.关于公私工业之登记管理与指导事项；2.关于商标注册与产品检验事项；3.关于技术研究、产品改进及创造发明之奖励事项；4.关于工业团体之指导事项；5.其他有关工业事项。科学划定了政府工作部门的职责边界，比较完备地形成了城市政权机构职能体系。

（四）探索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了城市政权的性质和组建模式。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据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按照党的民主理念和建政方针，在中共中央、中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石家庄市委充分借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成功经验,于1949年4月5日印发了秘字第四号政府令，开始组织在全市各革命阶级、各阶层和各人民团体中酝酿和选举人民代表，筹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政府。当日，选举委员会正式成立，各区、团体分会也相续成立，开展了各区域代表的民主选举，共产生代表157人。6月成立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处，7月18日，市委成立大会临时党组，领导大会的筹备和召开。

1949年7月21日至8月9日，石家庄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25名政府委员，组成首届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选举出了正副市长，成功组建了具有人民民主性质的民主联合政府，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先河，标志着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民主主义城市人民政权的诞生,将党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构想付诸于实践,为全国实现人民民主提供了成功范例。特别是大会审议通过的《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对市政府委员会、工作部门的数额，各部门主要职责、人员编制，税务等业务垂直部门的管理体制，以及增设机构的基本程序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规范，在推进城市机构编制法定化、规范化管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石家庄解放初期政权建设中机构编制工作的历史意义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石家庄解放初期的机构编制工作，在巩固和加强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在各解放区城市政权建设乃至新中国政权建设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为党实现从农村向城市的战略转移提供了体制经验,是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试验田”。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毛泽东还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这意味着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现实，对如何长期执政这个新挑战，做出了战略性部署，主动提出了应对方针。石家庄这一时期政权建设中的机构编制工作，为党的战略转折，提供了政权基础、组织基础和管理体制的实践经验，成为党执政能力的“试金石”和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试验田”。特别是成功召开首届人民人代大会，选举产生了具有人民民主性质的民主联合政府，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先河，为全国实现人民民主提供了成功范例。同时，党中央在石家庄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形成了一系列极具指导性和建设性的工作经验。比如，市、区、街、闾、组“实三级加虚两级”的城市管理模式的初步探索,为我国建立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是城市基层网格化管理的前身。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城市公安系统，“市设局、区设分局、下设派出所”的管理体制沿用至今，为全国公安系统做出了重大体制探索。

（二）为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创造稳定的社会条件提供了坚强保障，是拱卫党中央安全的“护城河”。

城市安全稳定是确保城市政权巩固和城市建设的重要工作，解放初期，石家庄立足保障城市安全这一首要问题，注重加大重点领域机构编制保障，特别是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后，紧紧围绕保卫党中央安全这一重要任务，为全市公安系统（含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及警察大队）配备编制1012名,占总编制的35.5%。尤其在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为加强中央机关外围安保工作，市公安局迅速整合成立了侦察科。同时成立了以职侦与刑侦、内线与外线、公开与秘密、专业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侦破组织，对敌特的破坏及时给予严厉镇压，先后破获了数十起重大案件，有力保障了党中央安全。

1948年12月，毛泽东亲自来石调研，调研结束后还饶有兴致的在市内观看了电影，据时任市长柯庆施的警卫员杨振华回忆：“194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大雪刚停，寒风凛冽，大街上行人很少，但石家庄影院内却是温暖如春，座无虚席…观众的目光都投向台前三四排首长席，并小声议论：‘听说毛主席来看戏了。’毛主席真来看戏了，不过没有坐首长席，而是和警卫员坐在楼下东侧黑影处一个位子上。毛主席穿一件黑色布大衣，戴着大口罩，脚穿一双包头毛皮鞋。附近的观众怎么也没有想到主席就坐在自己身旁。柯庆施市长也没有入坐首长席，而是坐在毛主席的后三排，我与他挨着坐着”。这段小插曲从侧面反映了党中央对石家庄城市安全的信赖。石家庄市在城市安全方面取得的斐然成绩，与机构编制的重点保障密不可分，初步发挥了机构编制服务党的中心工作，保障重点领域发展需要的职能作用。

（三）为党后续接管大城市创造了可复制的工作样板,是党城市接管工作的“模范生”。

1947年11月11日晚，解放石家庄战役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朱德就指示：“一定要注意城市政策，特别要保护好几个大工厂。石家庄是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要做出榜样。”解放后不久，刘少奇要求：“要创造一套石家庄自己的东西”，“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足见当时中央工委十分重视石家庄城市工作的示范意义,始终是将石家庄作为城市工作样板来建设的。

1948年2月，刘少奇认真总结了这一时期石家庄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亲自起草了《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发至有关地区和部分领导同志并报党中央。党中央研究后，向全党发出指示：“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要求“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丑皓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1948年8月11日，薄一波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的报告中，关于今后接管城市的部分，大量借鉴了石家庄城市接管工作经验。

在解放济南前，中共华东局组织参加接管济南的人员先后学习了中共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解放后，又邀请时任石家庄市委研究室主任的王文克去济南介绍城市工作经验；接管北平前夕，叶剑英专程来石留宿3天，学习石家庄开展城市工作的经验；刚刚解放的蚌埠市政府致函石家庄市政府，请求函寄“有关市政工作、改革建设之各种法令律则制度经验等文献”，以供参考学习。上述史实充分说明，石家庄解放初期的城市政权建设工作，在中央及中央工委的指导下，具有前瞻性、代表性和先进性。为党接管济南、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成熟经验，缩短了城市接管进程，加快了建立全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步伐，是这一时期当之无愧的城市工作样板之一。

（四）为党输送了大批具有城市管理经验的高级人才，是党培养城市工作人才的“大学校”。一大批党员干部通过深入参与石家庄城市政权建设实践,获得了宝贵的工作经验。随着干部的“南下”“北上”,将这一时期石家庄形成的城市管理经验带到了全国,有力推动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其中,首任市长柯庆施，后担任南京市委书记、上海市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曾任石家庄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黄敬，后赴天津出任天津解放后第一任市长；曾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刘秀峰，后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部长等职务。

归绥（呼和浩特）市解放后的领导班子是在石家庄组成，由时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吴立人、法院院长阮慕韩、公安局长王应慈、组织部副部长林润田等，直接调任归绥市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长等职。仅1949年下半年，从石家庄调出到各地的干部就有401名，其中县级86人、区级103人。这些干部所掌握的石家庄接收和管理城市的经验，在全国刚刚解放的城市中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三、对推动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认真研究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中的机构编制工作红色历史，对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推动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政治站位，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机构编制工作全过程。“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政权建设中的机构编制工作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石家庄解放前夕，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就着手谋划接管后的政权建设工作，提前任命市委领导主要成员。石家庄解放后，又及时研究和解决接管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短短的1个月，刘少奇、朱德等人先后到石家庄指导工作，1947年12月22日，朱德在石家庄工商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力，指出要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刘少奇则连续4次对石家庄的工作作出明确指示。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中央工委审时度势，及时纠正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政权建设工作重心和工作中的错误，发挥了领航掌舵的决定性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要认真坚持党管机构编制的根本原则，切实增强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定不移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到机构编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紧紧围绕党的机关、政治机关定位，严格执行归口管理的各项要求，确保各项工作运转高效、衔接顺畅。

（二）坚持“人民至上”，始终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机构编制工作始终。“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石家庄解放初期的机构编制工作，都以实现、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利益而进行的，不仅在机构上较早地建立了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群团组织，也在保障民生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教育领域，据1948年底统计，教育系统配置编制1050人，与公安系统持平，占总编制的30%，到1949年7月，市区共有小学71所（含完小17所）在校生16883名，有力促进了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公共卫生领域，1949年7月创设传染病院，健全了市立医院（增设眼科，充实设备并增聘医生），时任市长毛铎总结道：“由于加强了卫生工作的领导，去年本市基本上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病灾”；各区政府成立之初就把“组织市民生产、安排市民就业、社会救济、调解民事纠纷、区域卫生”等民生事项作为主要职能,这都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深刻启示我们，做好新时代机构编制工作，就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研究分析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重点民生领域背后的管理体制机制问题，着力破解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难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切实扎稳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三）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在不断提高机构编制的使用效益上下功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桎”。石家庄解放初期，除公安和教育系统外,市委、市政府各部门仅配备少则几名多则十几名干部，且这些干部都是从其他各分区抽调而来。时任石家庄市建设局长臧伯平回忆这段历史时谈到：“柯庆施同志（时任石家庄市长）开办公会议的形式挺特殊，但很有成效，开‘朝会’，每天早晨起来，饭前，各局长们到他那儿开会，汇报工作，研究问题，布置任务，一开一两个小时，然后分头去办，每天如此。后来，敌机来轰炸，我们就分片来开，分头指挥，有时躲到郊区村里一片坟地里开会办公，带点儿饭在外头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石家庄凭借精干高效的组织，各级党政机构同频共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便恢复了城市的基本秩序，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体系、执政体系协同、高效的显著特点。这深刻启示我们，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在优化党政机构职能和体制机制、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改革等工作中坚持“优化、协同、高效”这一重要原则，持续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政职能体系，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始终坚持瘦身与健身相结合，将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用在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刀刃”上，严格把机构编制规模控制在合理、可持续的范围内。要创新机构编制工作方式方法，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优化各类编制资源配置，发挥机构编制资源最大效益。

（四）坚持法制思维，着力提升机构编制工作法制化、规范化水平。“法者，治之端也”。石家庄解放初期的机构编制工作始终坚持制度化、法定化方向。在政权建设过程中，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规定和毛泽东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先后出台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配备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通过印发通知、发布政令和报告、讲话等多种形式对机构编制工作进行规范，形成了这一时期机构编制制度体系，在规范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机构编制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以《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基础，逐步完善机构编制配套法规制度，加快构建新时代机构编制法规制度体系。要强化宣传教育，加强对《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切实提高贯彻执行《条例》的能力。要狠抓制度执行，把机构编制制度执行情况纳入党政领导班子考核、巡视巡察、经济责任审计等监督范围，加大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预防机构编制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强化机构编制法规制度刚性约束。